【侨报网综合报道】继美国、日本之后，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湾区”。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出炉，全文2.5万字左右。作为国家级重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从去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一直为外界广泛关注。 对中国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什么？这份近期规划到2022、远期规划到2035的重大纲要，对粤港澳地区、乃至对于中国来说将带来什么？
“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模板”
2月18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炉，从四大中心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定位、科技、教育、交通、创新等多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做出规划。
综合北京《中国新闻周刊》、香港《文汇报》报道，此次规划中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
从自然禀赋和经济体量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具雏形。“九市两区”面积约为5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600万，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无论是经济规模、外向程度、产业形态，还是在城市竞争力和区域一体化水平，都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组在课题报告的开篇如此描述。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报道，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郑永年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不要单纯把大湾区理解成“经济上的大湾区”。“对地方政府来说，不要觉得大湾区仅仅是个经济项目。当然，没错，这肯定会促进经济发展；但要超越简单的经济思维。大湾区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模板。”
郑永年称，什么是国家竞争力？一说到美国的国家竞争力，人们就想到硅谷，这是平台。一个国家需要很多具有竞争力的平台，而且是有操作性的平台。未来世界竞争，就是对优质资本的竞争。中国以什么来吸引世界的优质资本？就需要大的平台。
早期中国经济体量小，一两个项目就拉动经济增长了。现在只靠某些地方、某些项目，拉动作用不大。所谓优质资本，不光是钱，还有高科技，技术含量要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服务业、科技、法治、制度优势；澳门服务业水准很高；珠三角产业链完备，有广阔腹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中国要更深化改革，更加开放，才能克服贸易保护主义，大湾区就是这样的谋划。如果大湾区的制度衔接到位、全要素自由流动，又有技术又有市场，还有资金和法治，对于中国本土、国际的优质资本吸引力就会非常大。
继广深港高铁通车之后，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进一步。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中国内部的欧盟”
在珠三角，不管政商还是学界，对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从学术界讨论到地方政府规划，再到国家战略的提出，珠三角从城市群到大湾区的规划理念已经延续了二十余年。
综合北京《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报道，1994年，已经回到香港生活多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首次在华人世界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香港湾区”。这个构想的背后，与他念念不忘的一段美好时光有关。1983年，吴家玮受聘出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在旧金山湾区，他生活了五年，并开始深切感受湾区的特色和意义。吴家玮或许没有想到，23年后，这个提议几经更迭，在2017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被写入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列入国家层面的区域战略规划。
稍有不同的是，湾区的名称和内涵在23年间不断演进。1998年，吴家玮将“香港湾区”的叫法改成了“港深湾区”。后来，还有学者提出了“环珠江口湾区”“伶仃洋湾区”“港珠澳湾区”等概念。如今，它的名字定为“粤港澳大湾区”。
从中央的高度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可能出于怎样的考虑？郑永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有时代背景。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从数量型经济到质量型经济的转变，中国也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怎么走，如何创新。“现在谈粤港澳大湾区，大家会说，应去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看看，去学习，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还不够。个人认为，对标的应该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什么？因为和这些地区类似的是，粤港澳也面临资源集成的问题。”郑永年说。
他表示，大陆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创新；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都转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务业，面临发展瓶颈；澳门更是产业单一。三地都面临瓶颈，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结合起来呢？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就和欧盟内部很像，分散开，各自力量不算强；合在一起，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术，没有市场；珠三角有庞大的市场，但技术不如香港；港澳都有优质的服务业经验，比广东强得多，但也没有市场。香港800万人，有8所不错的大学，过一座桥，深圳2000万人口，没有类似等级的大学，甚至广东接近1亿人也只有2所985高校。为什么不集成起来呢？从历史上看，欧洲能从二战后的废墟上重新站起，欧盟发挥了极大作用。当然它现在也面临问题，因为没超越主权政府的实体组织从中协调。“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而可避免欧盟的弊病：粤港澳三地虽然是‘两制’，但是‘一国’，有中央政府从中协调。换言之，大湾区应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既对标欧盟的高标准、好做法，又避免欧盟缺乏协调产生的弊病。”郑永年说。
“跨境壁垒”将破冰
从合作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优势明显，但问题也很突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人才、资金、货物的无缝对接、充分交流，没有先例，谈何容易。
综合香港《文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报道， “去年以来，大湾区的会多，论坛多，关心的人也明显增多。”祖籍广东新会的内地经贸协会会长黄炳逢已不止一次为人解说大湾区规划了。
粤港两地各界人士的讨论也越来越具体，核心主题也越来越明确。香港各界已形成共识：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优势在“一国两制”，坚守“一国”之本、用好“两制”之利是建设好大湾区的关键。能否用好“两制”之利，挑战在于能否打破“跨境壁垒”。
梁翠盈和余强都是香港的“90后”，他们到广州创办企业，以“海归群体社交软件”的创意，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拿到天使轮1500万元人民币的风投。然而，比融资还难的竟然是跨越两地创业门槛：因身为港人但长期在内地居住，梁翠盈很难在香港登记注册公司，进而无法以港资身份入股新创业的公司，最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办完手续。
香港各界人士已提出不少解决“跨境壁垒”需要面对的问题。如跨境人才税收，香港人在大湾区工作能否按香港税制征税？跨境专业服务，能否降低香港专业服务公司在大湾区落地门槛？跨境金融监管，能否设立协调性更强的机构？香港人到大湾区工作、生活，医疗等社会保障如何创建？就一个小小的微信红包，内地版的香港人就不能用，因为没有内地银行账户，而开设账户需要有内地手机号码，等等。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聂德权介绍，特区政府对大湾区建设极为重视，成立了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主席的督导委员会，成员包括3位司长、13位局长，可以说把整个政府的问责官员都包括进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就是搜集整理各方意见，协调推进。他已数不清自己往内地跑了多少次：“反正大湾区内各市已转了一遍。”与中央各部委也会谈多次，对一年多来中央******的多项便利措施如数家珍。
郑永年表示，要打破“跨境壁垒”，11座城市、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集成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粤港澳现在有三个独立的关税区，欧盟内部有26个关税区，它们是怎么集成的？三个海关怎么协调、省掉一遍遍通关的中间关节？在这里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而不再分内资、外资，一视同仁？
他表示，细节会真正解放生产力。大湾区同属“一国”，就要更从技术层面着眼解决问题。不同的制度是眼下的障碍，但未尝不是机会。不同的制度在一起，融合、碰撞，现在的障碍可能转变成优势。这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市场要起决定作用。
实践“一国两制”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助推器之外，还将起到哪些作用？
郑永年表示，港澳地区回归后的社会制度50年不变，但是要互相适应。“我们不照搬美国、欧盟的制度，但是也要通过学习、借鉴和实践，产生新的制度。你不能说前49年都完全不变、到第51年就自动变嘛，那就太剧烈了。不要机械理解这种原则。”
他表示，现在内地和港澳都在适应对方，也都各自在产生着变化。况且这里的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致的，没有障碍。大家完全可以通过经济、社会上的互动，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看来，开放是国家战略，在全球化出现倒退之时，中国要引领全球化，要参与全球治理。“既然要开放，港澳就有价值，就要发挥作用和优势。”郭万达坦言，“国家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为了把地方经济搞上去，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港澳的繁荣稳定，促进港澳与内地的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实践‘一国两制’的重要平台，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城市群规划最大的不同点。”
“国内不少地方在搞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澳本身就是自由贸易典型代表。成熟的平台摆在这里不用，去用谁呢？”郭万达认为，国家意图的另一个落脚点是，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解决港澳本身的问题。（完）